近卫文麿笔记（从五一五事件到大政翼赞会）
风灵按：《近卫文麿笔记》已由老狼是也先生全篇翻译完毕。此前，本公众号已经发表过该笔记的第三部分，即《近卫文麿笔记·太平洋战争篇》，讲述日美交涉与最终开战的经纬。今起刊登全篇内容。成于战前和战争早期的笔记，包含一些陈旧过时的遣词造句。从保持史料原貌考虑，译者编者未做更改和详细说明，读者可自行辨别。
近卫文麿笔记
译者 老狼是也
译者前言：
目前译者有两种版本的近卫文麿笔记：
1. 1946年朝日新闻社刊行的《失却的政治——近卫文麿笔记》（下称“46年朝日版”）
2. 2015年中公文库版《近卫文麿笔记集成》（下称“2015年集成版”）
两种版本或有详略不同，或有重复。为了使得原始资料尽量完整，以近卫担任首相开始的笔记按照年代分别整理翻译，并且基本摘录原版编辑者所做的解说类文字。
近卫笔记除了本译文第三部分“在第二次乃至第三次近卫内阁时日美交涉的经过”（又名：最后的御前会议）是近卫于日美开战后的1941年年末至翌年春写就，其他部分从其文字来看，应该是根据日记类的记述，大致开始写于1944年，并在1945年12月16日近卫自杀之前经过修改。
第六部分的近卫遗书，摘于网文，内容属实。这是近卫文麿向其次子近卫通隆口述的记录，次日就自杀了，也就被视为遗书。
近卫文麿在日本当时的政坛有其一定的政治敏锐之处，特别是对于当时日本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明治宪法所存在的根本缺陷，即军权（统帅权）独立于政府，君主制与君主立宪制的差异等问题。但是近卫文麿个性软弱，他的笔记即有很多珍贵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不乏为自己进行辩护。他意识到问题所在，却不敢挺身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他的局限所在。比如，尽管他无法参与军事，他指责天皇迁就军部，其实近卫本身也同样迁就军部，从未敢与军部正面交锋；而正如丘吉尔曾说的那样：“战争经费支出者同样应承担战争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政府首脑的近卫文麿显然也逃脱不了应负的责任。但对当时日本急剧动荡的历史环境不能深透了解，我们可以指责近卫的许多不是。但即使是战争经费的支出，作为首相的权限也难以完全左右预算的支配，所以身处其境的近卫文麿既是时代也是其自身软弱所造就的悲剧人物。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有其体制上的历史之必然，战败使得明治时代所取得的成果一切归零，但不经过这场惨烈的浴火重生，也就没有今天的日本。日本战败后的重建，应该说比明治维新更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日本的历史，是世界史中之一部，国家体制和宪政这些日本曾经存在的严重缺陷，其中含有的教训至今仍值得记取。
近卫笔记揭开了许多我们曾经并不清楚了解的历史事实，比如苏联曾经与轴心国之间的关系，又如日美交涉中，美国对中日战争始终坚持的立场等等，不一而足。中日战争是在一个大的世界背景下开始的。这也是近卫笔记对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中日战争以及二战历史的价值所在。
译者只是业余翻译，文字粗燥，不排除有误，还请方家不吝赐教。如果这些内容对中日战争研究或感兴趣的读者还有参考价值，则幸甚。
第一部分
失却的政治
（46年朝日版）
（译注：标题为刊行者所加）
原版序
这里收录的近卫公的4份笔记中，其中的“关于日美交涉”在去年（译注：1945年）12月下旬分作十几次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其内容受到国内外极大的关注。在国内，由导致日本战败的最高政治首脑近卫公首次向国民公开了决定了全体国民命运的日美交涉的幕后真相；同时，曾经的日美交涉最高当事者近卫公的这一笔记，将如何导向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贵史料公诸于世，也引起极大反响。现在，具体的事实尚不能完全把握，但这一当时的笔记无疑成为极为重要的资料。纽约时报以“近卫的传说”对这一笔记做了社评。
日本在政治上走向法西斯并突入战争的主要转折，标志性的就是满洲事变、五・一五事件、退出国际联盟、二・二六事件等，其中成为最具影响的拐点就是二・二六事件，此后从支那事变到战败为止的日本政治，近卫政治占据着中心地位。而历数近卫政治的各个关键，就是支那事变、近卫申明、大政翼赞会为中心的新体制运动、三国同盟，以及最后的日美交涉。在这一连串的政治过程的背后，主导力量是军阀官僚和财阀，这些汇聚起来的反映就是所谓的近卫政治。在导向太平洋战争为止的日本政治中，近卫公的作为具有无可置疑、无可类比的重大作用。正因为此，说近卫公的政治生涯集合着日本这一时期政治舞台及其幕后的一切并不为过。所以，这里收录的“关于第一次近卫内阁、支那事变以及大政翼赞会的成立”、“关于第二、三次近卫内阁及三国同盟”、“关于日美交涉”、“关于战败”这些近卫公笔记，是从支那事变爆发到战败为止有关日本政治命运的具有概括性的记录。日本的政治命运——从新兴军阀的抬头到突入帝国主义战争，最终导致战败的这一历史政治全过程，能够加以叙述的最有事实依据又负有最高责任的，可以说非近卫公莫属。
这四个笔记中，“关于日美交涉”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昭和十六年（1941年）12月末开始书写，于次年3月大致草就，随后又做了充实修改，最终是昭和十七年（1942年）末完成的。其他部分是终战后的昭和二十年（1945年）12月即于轻津泽在原有笔记的基础上加以充实完成。在把近卫作为战犯面临要收监巢鸭监狱时，已抱有自裁决心的近卫公在完成了这些笔记后，写下了“我的政治的真实告白”，并称：“这些记录是我的政治遗书”。他还感怀道：“这些记录，将把日本的战败的政治史，这些曾经现实发生的诡谲的日本政治真相告诉国民，供与参考。此刻我的心情有如步入了高山野岭，期盼享受静谧……”。数日后近卫公就自裁了。面临着战败日本的严峻现实，他想的是遁入高山野岭的静谧来逃避，在其全部的政治生涯中，这集中反映了他只不过是个现实政治的批评家、理论家的性格，以及最终也不过是个脱离民众的政治贵族、政治过客的近卫公的本质。民众、国民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是无法逃避的。而且，政治对于国民来说，既非观念也非计划，而只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生活之本身。
对于无法从现实中逃避的一般民众而言，他们面临的唯一道路，就是如何从充满苦难荆棘的现实中生存下去，同时在这严酷境遇中如何奋起营建新日本的自由和民主。为此，我们全体国民必须从民众立场出发，即站立在新的条件之下我民族自身的立场上，对日本过去的全部谬误——不惜牺牲全体民众利益的统治阶级将国民放逐于侵略战争、帝国主义战争而推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的全部过程，加以明确科学的分析和把握，如果怠惰于此，我们将无法消化民主主义日本的本质，不可能真正建立自由民主，进一步而言我们仍旧无法把握自己所属的阶级立场（译注：日本战后思想主义纷乱，所谓“阶级立场”应指的是被统治者的立场。）正因为此，这一系列近卫公笔记对于全体民众来说也是极其贵重的资料。这就是本书发行的主要理由。我们民众必须追究把我们置于如此命运而隐藏在过去历史中的事实真相。
当然，近卫公笔记是从近卫本人立场上出发所做的记录，在这意义上它作为历史事实资料也具有相对的局限。但这并不是否定即便从他的角度出发所做的记录资料的贵重。我们可以籍此进一步分析日本半封建性的侵略主义——特色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所以，我们希望对于本书能从民众的立场出发来加以利用。
本书的发行，关于轻津泽山庄资料收集方面，每日新闻信浓分社承担了许多工作，而且自始至终我们得到近卫公秘书牛场友彦的帮助，谨此致谢。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四月
朝日新闻社政治经济部长
岸 勇夫
第一次近卫内阁
支那事变及大政翼赞会成立
一、 五・一五事件前后我与西园寺公
至昭和六年（1931年）满洲事变为止，之前的十年是政党内阁时代，但事变发生以后，军部势力急剧抬头，次年的昭和七年（1932年）五・一五事件发生后，因西园寺公（译注：元老西园寺公望）元老要召见我，在他上京之前，我在兴津拜访了他，向他陈数了关于今后政治方面的意见。即，过去十年总而言之确立起来的政党内阁，如果被军部的政变所埋葬，这有必要加以郑重考虑：
【译注：关于“元老”】 原来称为“元勋”，后来从“元勋诸老”渐略称为“元老”，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起首先敕封了伊藤博文、黑田清隆二人，以后共计敕封了9人。1922年山县有朋去世，24年松方正义去世后，西园寺成为最后的元老。元老是宪法外的存在，却接受天皇咨询并参与重大决策及选任推举首相，终身享受大臣待遇。1940年西园寺去世（享年91岁）后再无元老，于是曾经担任过首相的“重臣” 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元老。通常，特别是在选任推举新首相时天皇会召集重臣商议。
1. 犬养首相被刺杀后，应该由政友会派选继任首相，还应维持政党内阁。为此，即使再次与军部发生冲突，也要将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坚守到底。
2. 此外或是极其险峻的选择，即索性反过来让军部承担责任。如果军部全面承担责任，那么他们从政府外竭力插手和牵制政府的地位，转而由军部自身干干试试，其间必定招致失败，这样军部干预政治也将得到清算。
我提出这样两种选择。但是，西园寺公当时对此没有表态就上京了。出人意料的是他还召见了东乡（译注：东乡平八郎）征求意见，结果并未采用我的建议，而是折中地推举了既非政党出身也非军部的齐藤（译注：齐藤实，当时是退役海军大将）组阁。
二、 西园寺公的对军部方针
无论是否合法，军部都想取得对于政治的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西园寺的主张还是希望政党内阁能够成立的。但同时，政党引起军队的激愤，在国民中又缺乏信任。于是政党既然得不到国民的信任，它和军队之间的摩擦也更加激化。另一方面，让军队承担政治责任，无法制止他们是否走向更加偏激的方向。选择折中的内阁看似最为稳妥。
但这样的折中内阁究竟能干什么，它要么被军方所左右，要么就对军方行为尽力踩刹车，但即便踩了刹车，仍然无法打开周边国际关系的困境，结果不得不让步。让步的结果是把已经呈现出的问题往后拖延。通过更加的让步希望使得种种危机的发生限制在最小限度。
依我看这就是该折中内阁的最大使命。
三、因二・二六事件的影响军部大臣现役制的复活和军部政治势力的扩大
我不赞同元老对军部的方针以及推举这样的折中内阁。事实上，军部势力日益增大，特别是因受到二・二六事件的复杂影响，陆军大臣的现役武官制重新复活。军队在政治中的发言权显著大幅强化。
【译注：关于军部大臣“现役制”】按照明治宪法的规定，军队统帅大权归属于天皇，内阁“辅弼”天皇管理国务但不得干预军权。1900年在山县有朋内阁时制定了内阁的军部大臣（军部大臣主要负责军政和预算等）现役武官制。在内阁中，首相与大臣（包括军部大臣）之间，只是“首班”，各负责一摊向天皇承担职责，无上下级关系，例如第二次近卫内阁中的外相松岡洋右，尽管近卫对其外交政策有所不满，也没有办法，只能用内阁总辞职、重新组阁对他进行更换。而任一大臣缺位就导致内阁无法成立。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之意义就在于，军队一旦对内阁不满，即可撤回或拒派人选入阁从而使内阁无法成立或倒阁。1913年（大正三年）军部影响渐显式微，政党政治渐趋成熟，一时取消了军部大臣“现役制”，以政党政治为主，这就是史称的所谓“大正民主”。但1936年又恢复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标志日本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是明治时代开始的，大正三年（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扩展到退役后的预备役武官。这是现役武官以外的人可担任军部大臣，作为倾向于民主主义的这一进步是非常值得欢迎的。实际上，还未曾有预备役的陆军大臣出现，但这一意义重大的步骤对军部形成牵制。二・二六事件使得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成功复活，顺遂了军部对政治随意干预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必要时军部可以通过这一制度完全左右内阁的存废。而且不啻于此，只要由现役武官担任陆军大臣，那么奏请推荐三长官（译注：三长官指陆军大臣、参谋部总长、教育部总监）也就非他莫属。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园寺公采取的对军部的方针，从政治角度看，自斉藤内阁到日美开战为止的历代内阁，都是中间过渡性的存在，就是缘于这一方针的后果。例如，齐藤内阁时，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显然这并非陛下的真实意图，也并非出自齐藤首相自身的考量，而是在军部压力之下不得不作出的让步。我主政时缔结的三国同盟也是处于同样的状况。在考察五・一五事件以来历代内阁功罪时，有必要审视对于军部的让步所带来的风险危机是否真正得到最小限度的抑制。
四、陆军派阀斗争
近代陆军和其人员构成都具有极其浓厚的封建性、地域性。甚至被称为“长州的陆军”（译注：以现山口县一带为主的长州藩是明治维新的主力之一）或者“陆军的长州”。自三县有朋元帅为首，经过桂太郎、寺内正毅，到田中义一大将的长州派阀，其势力长久把持陆军；对此旗帜鲜明的反长州派者则是以上原勇作元帅为首的萨摩、佐贺、土佐藩阀（译注：这些藩閥也是明治维新的主力）势力抬头，这就形成了陆军中的派阀之争。长州藩阀最为露骨地抑制反对派阀的事例，是清浦奎吾内阁时由上原元帅推荐福田雅太郎大将并已决定任其为陆军大臣时，田中义一大将插手干预组阁，使福田被免去了任命。田中自身虽不属于长州藩，却让自己派系的宇垣一成（译注：长州藩出身）担任陆军大臣，于是陆军的要职都被长州藩出身的军人所占据。然而，当长州藩苦于人材不足时，以南次郎大将、金谷范三大将为中心的大分派阀与长州藩联手和萨摩、佐贺、土佐藩阀进行对立。
五・一五事件以来，以荒木贞夫大将为中心的佐贺系的真崎甚三郎大将、武藤信义元帅以及土佐系的小畑敏四郎中将、柳川平助中将等得势，并且形成了由他们分别占据参谋本部要职的状况。但在二・二六事件后的军队肃军中他们全遭到清算，由长州、大分系军人重新支配陆军，还直接干预着国政。
五、陆军内部的思想对立和皇道派的失势
陆军对政治愈加干预的话，陆军中派阀斗争的思想倾向就越显重要。如前所述，萨摩、佐贺、土佐藩阀大致为“皇道派”，长州、大分系即所谓的“统制派”。
【译注：皇道派与统制派】派别之争主要在陆军中展开。皇道派的派阀意识较重，以极端的青年军官为主，主张为改造国家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要求天皇亲政；相对而言，统制派主张通过军部大臣武官制实现政治要求，并从一战中汲取教训，主张革新，希望实现能够进行总体战的高度国防国家。其实在本质上二者从军国主义意义上来看难分仲伯。
皇道派思想，如荒木大将、小畑敏四郎中将曾在俄国革命前后分别担任派驻武官，了解苏联特别对共产主义动向非常关注，竭力警惕防止日本被“赤化”，因此在国内问题上，强调防共防赤化，主张维护国体，发扬日本精神、日本主义；另一方面在对外政策方面，则是坚决反苏，同时抱有反对染指支那、反对南进政策的强烈主张。这一派对满洲事变对支那事变当然是反对的，关于进驻法属印支更加上现今的战争（译注：指太平洋战争）也是坚决反对的。国内问题姑且不谈，特别关于对外问题上，所谓的皇道派和统制派完全意见相左，互不退让。偶发的二・二六事件使皇道派戴罪连坐而被葬送，应该把这看作是支那事变乃至如今的战争这些对外政策得以畅行无阻的分水岭。
日本精神、日本主义曾经充斥于政坛街头，令人生厌。二・二六事件使得被认为误军误国的荒木、真崎两大将为首的皇道派遭到清算，一时赢得了热烈喝彩。但是，不如说正是二・二六事件使陆军对国内政治的发言权大幅强化，于是所谓的支那派、南方派把所谓的反苏的皇道派一扫而空，而他们自己能够大行其道，能够随意引领国家了。
【译注：关于对皇道派的清算】二・二六事件与皇道派有关联，统制派借机对“皇道派”进行了清算，但所谓“清算”只是在军政人事安排上排斥皇道派军人不做重用或予以左迁、编入预备役等。
六、二・二六事件后的大命拜辞的真相
如上所述，军部因二・二六事件而恢复了军部大臣的武官现役制，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所谓的对美英慎重派、对支那慎重派的皇道派全体连坐遭清扫，对于今后的动向令我郁闷难耐，所以当降旨大命让我组阁时，我对西园寺公表示自己毫无信心，结果是以生病为由拜辞了这一任命。而西园寺公认为对内对外最为危险的皇道派得以清扫是肃军的成果，所以对我颇为不满。但是，其后的支那事变乃至现今的大战（译注：指太平洋战争），将这一切加以对照看，我觉得自己当时自己的认识并未有错。
七、第一次近卫内阁
1. 组阁方针
昭和十二年（1937）年7月（译注：这里有误，第一次近卫内阁实际上成立于1937年6月4日）我再次拜受组阁大命，这次一开始我就没有推辞而着手组阁，我提出的组阁方针如声明中所表示的，“对内，社会正义；对外，国际正义”。但是，经过了广田弘毅、林銑十郎内阁即可知，陆军干预政治益发不可遏制。我认为，如果不推进符合国际正义与和平的外交政策，日本在世界的地位还将遭遇更加严峻的考验，因此对支（译注：指对中国）对美英政策亟需慎重。但又能怎么办？军队中已经不再有皇道派，即便不起用皇道派，陆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俨然存在也使内阁干什么都困难重重。总之，我对陆军表明了自己的信念。
结果，作为同一内阁中成员的陆军大臣完全成为超内阁的存在（译注：第一次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是留任衫山元大将过度后，由当时的板垣征四郎中将出任），一味地要求将陆军的意见作为国策来发布，同时又掐着内阁的命脉。而这些陆军内部的意见来自何处连我也搞不清楚，犹如有个不明正体的阴影操纵着内阁。
我受命组阁时，满洲事变之后的陆军不断推进种种策动（译注：指为在华北制造亲日的缓冲地带对该地军阀进行离间策反活动），使大陆局势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我对支那问题是否已经必须付诸武力加以解决还无法判断，但组阁后仅一个月多，就爆发了卢沟桥事件并发展成支那事变。当时，政府人员当然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事变，甚至陆军本部都不知道，还特地派人前往现地考察，随后更参与谋划。
2. 支那事变不扩大主义
(1) 中华民国驻日大使蒋作实及日华全面合作方案
昭和七年（1932年）我住在镰仓时，因为中华民国驻日大使蒋作实也住在该地，秘书官丁绍仍和我恰好是一高（译注：日本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时代的同学，由他带大使来访问我，自此后我们进行了极为密切的意见交换。
蒋大使是蒋介石的嫡系，他认为：日支关系如此以往必然引发冲突，而且显然会招致美英苏的介入，结果发展成世界战争；蒋介石和国民党是支那的中心势力，也有像吴佩孚之流的，但不过是局部势力而已，想依靠这种人是不可能解决日支关系的；而日本军阀利用支那的各小军阀互相打斗，妨碍支那统一，但统一支那的希望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并正在坚定地不断成长起来；正因为此，当下日本军部想打倒国民党的行为是极为错误的，如果按照现状发展下去，支那自暴自弃，势必走向反面。他说得非常认真，我对此抱有共鸣。
昭和十年（1935年），蒋大使为了与蒋介石商讨调整日支邦交关系而必须制定的基本方案回国了，当时蒋介石正在四川讨伐共产党。当年夏天，提案由丁绍仍带回。提案的概要如下：
1. 对满洲问题支那方面目前暂不追究。这个问题以支那的现状来看，要它加以承认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提出暂且搁置。
2. 日支以相互平等原则为基础，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暂时搁置在满洲的问题。并且以日本停止对支民族优越感的宣传为条件，支那将停止反日排日教育。
3. 在承认日支关系平等为原则的基础上，协商经济合作事宜。
4. 在经济合作协定成立的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这时蒋委员长将亲自访日，与日本军事当局进行谈判。
丁氏已经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此案，并且因为我赞成此案，他希望我能够从旁给予支持，对广田弘毅外务大臣和政府进行工作以促成此案成立。外相对此案也表示赞同。过了些时候，我再见广田外相问及此事时，他告诉我军部反对此案，首要问题就是不赞同附有搁置满洲问题的条件。从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可以说支那提出搁置满洲问题，是已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但是军部不满足于此，结果提案遭到挫折。
丁氏也非常沮丧，一时回国了，但并未舍弃希望，要求继续保持联系。指定了宫崎龙介与秋山定辅两人是联络人。
(2) 宫崎龙介被宪兵队拘扣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我想起了此事，感到除了和蒋介石促膝交谈之外无法防止事态的扩大，为了与国民党政府取得联系，我咨询了秋山君的意见，决定派宫崎龙介承担这一任务。这也得到了陆军大臣衫山元大将的同意，于是派宫崎前往南京，结果他在神户上船前被宪兵队拘扣，之后秋山定辅也同样被宪兵队抓捕了。
事情极为复杂，我问杉山陆相究竟怎么回事，已经同意的事情为什么又用宪兵加以阻挠，他的回答含糊其辞不得要领。
就这样，事变冲突的当地，情况恶化日甚一日，不扩大方针就像空念佛一般化为泡影。
(3) 军部有关统帅事项无视政府
事件向着扩大方向不断发展，因此国务方面被迫确认战火究竟限定在怎样的范围，就此向统帅部询问不仅没有明确的答复，而口头上的不扩大方针，与现实事态的扩展却招致各国的不信，对日本不利。军部和政府所作的约定都成为谎言，首先外交政策、财政计划都难以确立。恰好七月召开特别议会，会议期间在内阁讨论中，由大谷尊由拓务大臣向陆军提出质询，对此陆相默不作答，于是米内海军大臣随口道出“大致决定是打到永定河和保定一带停止”。陆相突然颜色大变，对米内怒斥道：“这种场合说这些合适吗？”在阁僚会议上就是这般场景。我还通过种种途径想确认陆军的意向，都不得要领，于是将此上奏天皇。因为，无论是外务大臣的外交、大藏大臣的财政、或作为总理的国务计划和实施，不了解统帅部的意向，国务和统帅相互游离，今后对国家对国民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危害，所以关于陆军的态度之可否，希望得到圣虑。陛下认为“总理提出的意见十分合理”，大约过了三天，陛下召见我说：“就先前提出的事情转告了陆军大臣，陆军认为‘阁僚会议上在政党出身的大臣同席的场合无法谈有关作战的问题’，因此今后由我亲自将有关统帅的事项转告总理和外务大臣。并且，这次北支（译注：指华北）的作战，计划在永定河、保定一线一定停止军事作战。”
虽然领得圣上旨意，当时我已经深深感受到，内阁和军部之间存在着鸿沟，不仅我为自己无力抑制军部而苦恼，其实就连军部首脑对军队内部也无法完全掌控。
(4) 不扩大方针被弃，战火扩大到上海
于是战火扩大到上海。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出发时，我也到东京站去送他，而松井大将把杉山陆相拉到站长室，竭力说服他要打到南京的军事作战构想，而出兵的理由是保护侨民。我立即问陆相，陆军想打到南京吗？答称至多打到芜湖一带为止吧。陆相明确言明的北支到保定为止、中支（译注：指华东华中）到芜湖为止，全都如同虚设的目标，于是战火扩大到整个支那。
对于这种状况，当然内阁无法承担全部责任，结果我不止一次地决心内阁总辞职，当然也考虑到留任来努力收拾局面是对国家尽忠，但毕竟我之力所不逮已经造成随着整个支那陷入战乱，国民苦于无故被征召派赴战场的结果。
(5) 将在外无视中央命令
支那事变爆发一年后的昭和十三年（1938年）夏，在支那发生侵犯美英权益迫于解决的案件达三百余起，为解决这一问题经过五相会议（译注：首相、宇垣外相、池田成彬藏相、米内海相、板垣陆相）讨议的结果，有两军部大臣向当地发出须一举加以解决的命令，但实际上毫无解决的迹象。更令人吃惊的是，我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第二次组阁后对此进行的调查，事实上竟然一件也没有落实解决。命令不履行的根本还是在当地，作为军部当然是知道这些事实的。
3. 对支政策
(1) 对所谓的“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声明
昭和十二年（1937年）年末攻陷南京，与此同时开始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展开和平交涉，昭和十二年（1937年）12月提示了日本政府的条件，因为南京政府的答复一再推迟，于是发表了1月16日的声明，即所谓的“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这一声明，即帝国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将期待能与帝国共同合作的新政权确立，从而与之进行两国邦交问题的调整。我自身也承认这是一个重大失策。因此，考虑到必须对这一失策进行弥补，建立联系，重归于好，尽管使用了种种方法却都归于失败。于是，同年11月3日，发出想必不会遭到拒绝的声明，只要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日支可携手共建东亚新秩序。但将近10个月和重庆已几乎完全断绝了联系。12月12日更发出了缓和关系的近卫声明，表示帝国对支没有领土要求，没有赔偿要求，希望真正的日支融合。
声明文
（译注：请参见第二部分的【编辑部补注】）
(2) 因对支政策的变更进行的内阁改造
从昭和十三年（1938年）1月16日的“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到同年11月3日的缓和声明加上12月22日的近卫第三次声明，其间约经过一年时间，为了补救第一次近卫声明的失误还进行了内阁改造。
次年1月16日的声明，是由外务省立案由广田外相经阁僚审议后的文件。对此，之后根据北支临时政府王克敏的意见（译注：王克敏在卢沟桥事变后出任华北傀儡政府伪职，日本此后又扶植起南京临时维新政府，王克敏想南北合并由其出任伪“中央”首脑），军部也正面予以肯定，于是这成为帝国政府的声明。因为这些来龙去脉，由宇垣取代广田担任外相，陆军大臣也由板垣取代衫山元出任。宇垣出任外相后，非常热衷于对重庆方面的工作，但军部对其进行阻挠，他出任仅三个月，表面上为“兴亚院”问题（译注：日本设置的对占领区的管理机构，与日本军部发生权争问题）宇垣引咎辞职，由有田八郎继任外相。但我认为宇垣所做的努力应该加以肯定。
我组阁后不久即爆发卢沟桥事变，尽管采取不扩大方针，战火却扩大到北支（华北），更扩大到中支（译注：指华东华中），这期间我对陆军完全不知其所欲、所向，陆相的话也是颠三倒四，对此我极感困惑。我感到有必要由能够实行参谋本部石原莞尔中将不扩大方针意图的人来出任陆相。于是我强烈提出，要求与石原在思想上有沟通的板垣征四郎大将（译注：石原与板垣曾经联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入阁担任陆相。但是梅津美治郎提出作为更换陆相的条件是，板垣出任陆相的话，就要安排东条英机为次官（译注：次官、次长等于副相和副部长）。总之，由内阁自身提出意向更换了陆相，我当时还颇为满足，于是有可能开始进行（第三次）近卫声明的政策调整。
(3) 面从腹诽之徒
支那事变爆发，内阁当然包括陆军都曾标榜不扩大方针，但事与愿违，扩大无法遏制。
当时的参谋本部以总长闲院宫（译注：皇族成员，亲王）、次长多田骏、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中心，陆军省以衫山元大臣、梅津美次郎次长为中心。我在去年见到石原莞尔时问他：“你作为作战部长提倡不扩大方针，政府也配合行动，尽管如此为什么还是扩大了？”，石原君答道，被面从腹诽之徒欺骗了。至少当时参谋本部是主张不扩大方针的，但陆军省的衫山元、梅津的态度却暧昧不明。另一方面，朝鲜总督南次郎大将、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却公然向政府提出“彻底打击”的意见书。就这样，在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上屡屡发生意见冲突。
(4) 对支政策的根本结论和对美交涉
为响应近卫声明，汪兆铭脱离了重庆。但当时军部对这一声明并无完全履行的意图，把汪看作只是削弱重庆的道具，结果使得汪政府的和平运动变成卖国行为，其效大减。另一方面，以陆军参谋本部为中心策划的板垣与蒋介石在长沙的停战谈判也失败了，尝试了种种对重庆的工作，仍无法打通关系。最后得出结论，不通过美国大概无法尽早解决支那问题。得出这一结论已经是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末了，从昭和十六年（1941年）开始了日美交涉。我和我的左右都竭尽全力努力推进这一交涉，我认为这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把希望全寄托于此。第二次近卫内阁、第三次近卫内阁的抱负就是希望日美交涉能够得到圆满结果，使日支关系得以妥协解决。
4. 国内问题
大政翼赞会的成立
在第一次内阁的一年半中，我深感自己作为首相是宿命般过度性内阁而已，而且毫无舆论作为后盾的支持。
齐藤内阁以来，我就反对西园寺公对于军部所采取的方针。但由于时代或者潮流，总而言之，任一内阁最终只是中间性过度，这成为了常识般地被固化了。特别是军务统帅和国务如同各自的存在，相互乖离，作为两者之间的联系极为暧昧，只有通过陆军大臣，而这陆军大臣又总能置内阁于死命。内阁的国务运作只不过像被军务统帅操纵的木偶。国民生活、外交政策都和国民的总体意识完全背离，结果都被军部的意志、或者极端地说被看不见摸不着的军务统帅加以决定、修改或者抛弃。尽管我出于自己的政治责任、政治良心能得到些许满足，屡屡通过军部大臣想捕捉军部的意图。当时为了调整对支政策，就恳请宇垣（译注：当时是预备役陆军大将）出任外务大臣，但他的对支工作再次受到军部的攻击而遭受挫折。而且，军部对我的攻击和反对也不断增强，考虑到承担自身在支那事变扩大中的责任，我不如放弃这种尴尬的中间两难的地位。希望日后能依靠国民的舆论为后盾来抑制军部。昭和十三年（1938年）在我发表第三次近卫申明时，我即决心清算自己作为这样的中间性存在（译注：1939年1月5日第一次近卫内阁总辞职）。经过五・一五和二・二六事件以后，政党越益软弱，几乎依靠各政党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抑制军部，这使我得出的结论是，需要建立与既有政党不同的国民组织，在全体国民之中扎根，以这样的政治力量为背景来抑制军部。所以在第一次内阁总辞职时，我就着手研究如何进行组织，这是当时的设想，也是第二次近卫内阁赖以有所作为的希望所在。但是，出乎意料地在1940年春就出现了成立国民组织的舆论，这就是所谓的新体制运动。
这一新体制运动要求解消政党，又被称为倒阁运动。这是以陆军中的右翼阵营橋本欣五郎、末次信正、中野正刚等为中心，主张一国一党制（译注：这种主张认为，意大利法西斯、德国纳粹、斯大林苏联引领世界潮流）在当时的舆论混沌中泛滥开来。我未曾提出解散政党或显露过这样的意思，也未有策划倒阁（译注：近卫的这一辩解在于当时新体制运动拥戴近卫），但随着政党的解消，号称不要落伍于潮流的这一运动却乘势发展起来。
正好我辞任枢密院议长拟研究国民运动的方向时，米内内阁出人意料地倒台，结果还未及我对国民组织的构想成熟，就再次受命组阁。不仅如此，原来设想国民组织完成后进行组阁，从这一意义上说组阁的顺序也颠倒了。于是在上述思潮的推动下，完全与国民舆论相悖的官制大政翼赞会成立了。当然，大政翼赞会毕竟还是国民组织，是以政治结社为第一要素以实现国务和军务统帅相平衡而成立的。
但是，这一运动刚开始具体化时，就被旧政党的所谓新党运动与陆军的武藤章军务局长为中心的军政合一的一国一党运动，以及以平沼骐一郎、葛生能世等极右的翼赞主义运动，还有以末次、橋本、中野的纳粹式一国一党运动参杂其间并占据了主流，这与我的意图完全相悖。因此我让平沼骐一郎和柳川平助（译注：柳川是作为皇道派军人遭清算的退役中将）这样的精神主义者入阁，想籍此掺入不同于翼赞会设立后的主流意识并与之抗衡，竭力向结社为公的方向转换。就这样，我所希望的真正能与军务统帅相抗衡的国民组织，却由于军人参杂其间的新体制运动，使政党轻易瓦解，政党政治就此以失败告终。
究其失败原因，也许就在于我拘泥于理想论，而没有去推进政党大团结的缘故。就像即便把拉门、隔门都打开，大家也就能聚会一堂，不至于成为像翼赞会这样怪异的东西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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